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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纪事: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对世界又有着什么影响

来源:故事中国 2019-04-29 围观: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故事,值得一读。故事中国历史故事大全栏目精心整理了大量历史故事,供读者在线阅读。这里小编给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历史纪事: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对世界又有着什么影响的历史故事,下面请跟随小编的脚步一起去看一下历史纪事: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对世界又有着什么影响吧。

历史纪事: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有着怎样的历史局限性?对世界又有着什么影响(图3)

(网络图片,与正文无关)

既然独立战争的最高统帅都阻止不了阴谋与政变;那么拉丁美洲的前途就必然很暗淡了。随着早期这批理想主义的领导人退出舞台,拉丁美洲的政坛就留给了独立战争中那批二流的将领:他们各占一方,专横拔扈,靠军队实行强暴的统治,彼此间又互不服气,互相讨伐。这样,拉丁美洲就彻底肢解了,权威丧失造成了社会的根本瓦解,而这本来是符合拉丁美洲的分裂状态的,将军们靠武力上台,然后又被有武力的其他人赶下台。一个武夫就独霸一块地盘,对来自其他方向的任何命令不予理睬。这些人就是拉丁美洲历史上臭名昭着的“考迪罗”,按《剑桥拉丁美洲史》作者的说法:“考迪罗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他们发动他们的追随者向法定的权威挑战,或者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攫取权力。”@考迪罗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军人统治的模式也因此在拉丁美洲固定下来。假如当初拉美殖民地也能像北美那样形成人民代表会议的权威,那么拉丁美洲也会和北美一样顺利地向现代化强国方向发展;但人民的权威在拉丁美洲是不可想像的,于是就造成了独立后一切法定权威全部丧失的局面。坦南鲍姆说:拉丁美洲独立“摧毁了合法的政治权力而没有提出同样也合法的替代物。独立战争结束后,没有人知道政治权力在哪里,谁是西班牙国王合法的继承人——谁来继承他的权威、他的影响、他的威望、还有他近乎神圣的性质 谁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者,谁是穷人的卫士、正义的源泉 ……拉丁美洲人把象征着合法政治权力的东西全都丢掉了,这个真空直至今日都还没有填上。”拉丁美洲的悲剧说明:权威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丢失的;对于新摆脱殖民统治(或新推翻专制统治)的国家来说,人民的权威应该立刻就递补上!

(三)

独立战争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它仍在制约着拉丁美洲的发展。

首先看看这些数字:

据统计:在拉丁美洲独立后的近150年时间里,总共发生过不下550次军事政变,“还不包括未遂事件。”如果这个统计准确,那就意味着在当时20个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平均每个国家发生过近30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每隔五六年就要发生一次。

一一在其中有些国家,军事政变的频率远比平均数高得多,比如墨西哥在19世纪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过72个执政者,其中60个靠暴力上台。玻利维亚在1825-1952年的127年中发生过179次政变,平均每两年更换三次政府,最频繁时是两天出现三个总统。

独立后150年中,拉美国家制定过大约180部宪法,其中多数是1850年以前制定的。委内瑞拉在这方面创最高纪录,它从1811年以来颁布过22部宪法。厄瓜多尔在115年中也颁布过16部宪法,平均每8年就有一部新宪法。宪法在拉美国家生活中其实不起约束作用,它充其量也只是靠武力夺权的新政客的“私人宣言书”,“从来不要求认真执行。”

到20世纪,政治动荡的幅度仍不亚于19世纪,有学者统计在1923-1966年的40多年中拉美出现过350次以上的“非宪法夺权行动”,其中海地发生过58次政变,多米尼加56次,厄瓜多尔54次,秘鲁54次,玻利维亚52次,萨尔瓦多42次,巴拉圭42次,危地马拉42次。进入60年代,整个拉美政变成风,到70年代中叶,不计古巴,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建立了清一色的军人政府,无一例外。

因此有人说,在拉丁美洲,“如果军队不亲自管理,那么也要由它决定谁来管理。”一位美国学者则这样说:“军人政治——由军人控制或接管文官政权——是拉丁美洲的通病”。~

由于权威丧失,拉丁美洲从争取独立之时起就把军队推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导致拉丁美洲在后来的发展中步履蹒跚,困难重重,独立近200年还在“第三世界”范围内踯躅徘徊。军队的作用太大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造成了拉丁美洲现代化的重大失误。

比任何一次农民运动重要得多”。他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而不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继续”,“不是继续走旧式农民起义走过的老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运动,推动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理所当然地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理所当然地应给予这些历史事件以更高的评价。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当作两次革命高潮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而给予完全肯定,“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

应当指出,黎澍提出的许多新观念、新观点,在学术界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这是一种健康的学术争鸣。正是这种争鸣,对于学术界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拓展研究领域,促进思想和理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作为一位富于创新精神、勇于科学探索的开拓型学者,黎澍以他平等、民主的学术作风,推动了这种学术争鸣。

黎澍从来不迷信别人的“权威”,但也不以“权威”自居。他反对历史学家“故步自封,以抱残守阙为能事”,极力提倡历史学家“要有允许人们提出新认识的器量”,因为“在历史领域里,认识永远是不完善的,有缺欠的”,“新观点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他要求历史工作者“在任何时候都注意采取虚心的、老实的、充分理性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出乎我们意想的新见解。永远记得在我们面前还有广大的未被认识的领域和大量并未真正研究清楚的问题。因此对自己的知识的可靠性,不过于自信”。黎澍正是本着科学家的这种纯真和良知,严肃而坦然地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热诚欢迎对他的学术见解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与之商榷争辩,并进行勇敢而诚恳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评,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极为宽广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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