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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爱情

来源:故事中国 2016-08-31 围观:

爱情故事:母亲的爱情

我母亲1926年出生在云南省峨山县城,读完小学就没读了。16岁时,外婆把她嫁给县城里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少爷对她很好,给了她很多金银首饰,好看的衣服。母亲什么都不要,只要读书。夫家没法,只得送母亲去读书。母亲在峨山中学10班读初中时,已是快20岁的大姑娘了。

在中学读书时,母亲接触到了新思想。当时云南的地下党,在峨山中学秘密开展工作,好几个老师是中共党员,峨山中学初中10班的学生中,有不少对新思想感兴趣的青年。解放后成为云南省人大主任的李桂英,就是当时这个班内的新青年积极分子。

不久,母亲和她的初中同学李桂英,悄悄离开峨山县,进山参加了中共云南地下党的边纵部队。母亲被分配在余为民的四纵队,当团部卫生员。很快,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时她已是要理想不要命的革命女青年,不想生出肚里的孩子,坚决要跟靠走私大烟和贩卖枪支发财的旧家庭决裂,要跟自己的丈夫离婚。

我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勇敢母亲,躲在深山老林,摸着渐渐隆起的肚子,心乱如麻。她找一些土坎,一次次往下跳,想把肚里的孩子跳掉。可那个睡在子宫里的小生命,一点不理解我母亲的革命理想,坚决不出来。于是我的母亲不得不躲进简陋帐篷,用说不清的什么方法,把肚里的孩子杀死,做了一次人工流产。

前久,我看见《玉溪日报》上追忆云南边纵女战士的文章,文中说她们雨天行军,冬天过河,夜间露宿在阴冷潮湿的森林里。那文章让我看得想哭。我那娇滴滴的可怜的母亲,跟她的那些同样孱弱的革命女伴,一起跋山涉水,右躲左藏,顶风冒雨。她们怀孕、产后、例假、受伤,跟男人一样战斗,其实还是女人。她们用女人娇弱的身子,跟恶劣的自然抗衡,跟强大的追兵周旋,只为冲破历史巨大的黑夜。

云南解放后,母亲分配到昆明工作。她响应党的号召,追随爱情,跟着在革命烽烟中结识的未婚夫战友,一路南下,前往云南最边远的地区,支援当地建设,去到墨江县、再去思茅县,最后定居在澜沧县。

母亲说,那些边远深山,根本就没有路,他们一路往南,披荆斩棘,行李靠马帮驮运,人徒步行走,还要提防沿路土匪的袭击。后来,母亲看到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曾低声哭泣。她哭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伤心和感慨,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已经不是自由人,她劳改释放,在农场就业。

劳改是一场解释不清的噩梦。母亲在墨江县工作时,与相恋的男人结婚。丈夫很能干,是当时修思普公路(思茅至澜沧)的一名官员。一夜之间,母亲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她已经怀孕,入狱后孩子没保住,死在了肚子里,孩子的爹也没保住,他要继续进步,马上跟母亲离婚,修路结束后,他就回昆明了,消失在茫茫群山之后。

孤单的母亲,在监狱里寻死不得,才活了下来。

2007年,我为了寻访父亲母亲的足迹,只身一人回到农场,通过关系,我看到了父亲母亲的档案。它们黄黄的,厚厚的,散发着一股蒿叶般的苦味。我看到了父亲母亲的光荣战斗史,看到了他们蒙冤受难的历史。还看到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正常的恋爱史。

那份恋爱史有些复杂。母亲1956年入狱,刑期5年。由于表现好,刑未满,就在农场医院做清洁工。她刑满释放时,医院来了一个同样在服刑的李姓男医生,李医生医术高超,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他狂热追求母亲,母亲无比惊喜,又胆战心惊。爱情在秘密的摸索中悄悄生长,他们万分小心,还是被组织的火眼金睛发现了。

爱情暴露,结果很惨。他们不得不赶紧向组织上交自己的恋爱信,用曾经写过恋爱信的手,重新写出一封封检讨书和悔过书。几十年后,我双手捧着他们亲笔书写的情书和检讨书,趴在档案桌上,哭得稀哩哗啦。

李医生终于没有做成我的父亲,他被严肃处理,调往边远的农业队种甘蔗和水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得再做医院的清洁工,被送去医院的菜地里种菜。

母亲每天顶着烈日,挑起沉重的粪桶,行走在厕所与菜地之间的土路上。她把粪水一瓢瓢浇给那些幸福的菜们,用锄头一锄一锄挖向菜地,手掌心磨破了,脚趾头被锄头挖伤了。

幸好出现了我的父亲。

这个男人,一直默默地关心我的母亲。他也是种菜的一员,看到母亲挑粪辛苦,他常把自己的粪桶挑到树阴下,迅速折回来,帮我的母亲挑粪。蔬菜在地里生长,另一个爱情事件,也在他们的身体里萌芽。他们肯定害怕,担心别人发现。可蔬菜即使不浇粪水,也会长大,只是长得瘦弱。爱情同样如此,尽管躲躲藏藏,心有余悸,爱情之苗同样会生长,无法阻挡。我的母亲无法拒绝爱情,那个男人也是,他终于做成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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